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学良被蒋介石所嫉恨，以至于后来此生五十余载被迫失去自由。张学良后来评价自己的一生，就曾这样说过：“我的事情是到了三十六岁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从年被限制自由，直到年正式重获自由，张学良在自己人生最宝贵的时间里，过着极度压抑的生活。幸而他足够高寿，才能在人生的尾声中享有片刻安宁。

最后是在年，张学良以百岁高龄客死檀香山，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张学良死后，他的家人召开了一场追悼会，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参加悼念。其中有这样一个老者，他并非张学良的故友亲朋，但他的出现却说出了一个让人愕然的真相。

老者名叫林渊泉，是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管家，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特务。

这个林渊泉和张学良熟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她的红颜知己蒋士云女士曾说过的一句话：“小林是开车代管家，人很忠诚，服务也很周到。汉卿在我家中的时候，小林也住在这里。洗澡啦、伺候啦，都是小林”。

可见，张学良在岛内的一举一动，林渊泉都是十分清楚地。

正是林渊泉，在追悼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张先生年刚到台湾的时候，看守他的宪兵有多人，直到年恢复自由前，看守他的宪兵吃饭时还有四桌人。”

“多人”，“四桌人”，这两组数字，也恰恰反映了，即使是风烛残年的张学良，也没让蒋介石放下戒心，甚至是仇恨他的心理，可想而知，张学良在台湾被限制自由的生活，究竟有煎熬。

张学良的人生是以三十六岁为分水岭的，三十六岁以前，他是风光且幸运的，三十六岁以后，他的人生只有无尽的苦闷。

身为东北王的儿子，张学良的青年时代可谓一帆风顺，他就着父亲的老路继续投身军事，成为张作霖的得力臂助。

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打垮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势力达到顶峰，而作为先锋主将的张学良此时自然也是意气风发。

张作霖死后，尽管失去了父亲这座靠山，张学良还是支撑起了危局，并顺势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尤其是在帮助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待张学良为座上宾，和他称兄道弟，把名誉、权力、金钱和地位都给予了他，此时的张学良同样是风光无两。

然而，此时在外人看来互相情真意切的两个人，却在随后成为势同水火的仇敌，而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西安事变。

在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心里就一直有一个疙瘩，东三省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却在他的手中被拱手予人，让亿万同胞蒙受国破家亡的屈辱，张学良对此非常后悔，也时刻想着能收复故土。

因此，张学良实际上与蒋介石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张学良想要攘外，而蒋介石一心只想安内。张学良曾多次主动求见蒋介石，想要商量联合抗日的事情，但蒋介石甚至都没有接见他。

不仅如此，因为“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的活动中出现群众大规模游行，蒋介石竟然下令让张学良予以平息，甚至说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

正是这件事情，再次刺激到了张学良，促使他下定决心要“逼蒋抗日”，于是就有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在整个事件中，张学良或许显得有些优柔寡断，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最后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而这也成为了他人生悲剧的开始。

一下飞机，蒋介石就下令将张学良逮捕，随后又将杨虎城革职。原本以蒋介石的脾气，一定是要置张学良于死地的，但好在张学良那深厚的人脉关系救了他的命，尤其是张学良的好友宋美龄起了关键作用。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但却与张学良是知己关系，当年如不是张学良遵从父命与人完婚，他和宋美龄或许还真会走到一起。对此，张学良自己就说过：“若非已婚，定将宋美龄娶进家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飞赴西安“救夫”，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宋美龄发挥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而现在张学良被捕，宋美龄也不可能坐视自己的丈夫与自己的好友反目。

最后，张学良被判处十年监禁，但蒋介石犹嫌不足，将刑期无限期延长，也就是要把张学良关一辈子。

最初的时候，张学良被关在了奉化，后来又被转移到了贵州，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他又被转移到了台湾。

如果说内战最后的走向是有利于蒋介石的话，或许张学良还能尽早从囚笼脱身，但蒋介石失败了，这也就让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愤恨再也无法消解，杨虎城一家因此遇害，而张学良虽然不用死，但却再难逃出生天。

在最初被关押的那段时间里，张学良的生活成了问题，但好在有宋美龄的帮助，蒋介石最终同意张学良的妻子可以陪同监护。

张学良的发妻是于凤至，他们的婚姻是张作霖一手安排的，所以两人感情基础并不好，但好在于凤至对张学良十分仰慕，对其关怀备至，二者的婚姻关系还算和谐。

除了于凤至，张学良还有个红颜赵一荻，也就是人们口中的赵四小姐。赵一荻出身官宦世家，有着很好的修养，是一位名媛千金，她与张学良在舞会上相识，并在随后坠入爱河。

尽管张学良已经成婚，但赵家并没有因此阻止他们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发展，赵父反而是将女儿秘密送上了去东北的火车，然后登报宣称女儿与人私奔，说自己教女无方让家族蒙羞，并就此隐退。

如此一来，赵家既成全了女儿，也保全了家人的颜面。

在张学良落难后，于凤至和赵一荻都没有离他而去，反而是都来陪护他。

一开始是于凤至在照顾张学良，但因为于凤至还要照料他们的孩子，并且于凤至在后面被查出了癌症，最后张学良只能安排她去美国治病。此后，就是赵一荻一直与张学良相伴左右。

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己的陪伴，是张学良在囚徒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尤其是在台湾的时候，他们两人住在与世隔绝的深山中，因为远离城镇，他们很难买到生活用品，蒋介石一心要为难他，自然也不会给他多少供给。

没办法，为了生活，张学良开始学着种菜，还养了一些鸡鸭，赵一荻也学着织布和缝纫，她使用一台老式缝纫机，两人身上的衣服都是赵一荻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很难想象，这会是两个贵胄世家的公子名媛的生活经历，但这确实发生了。

事实上，张学良在被囚禁后也试图通过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来获得自由，他曾让东北军元老莫德惠给蒋介石送一块金表，以表明自己希望和解的态度，但蒋介石没有接受。

此后不久，张学良就被送去了台湾，当时我党方面也曾为张学良声援过，周总理在会议上曾为此质问蒋介石，但并没有获得答复。

于是，张学良只能在这种孤寂苦闷的囚禁生涯中继续生活，只是他还带着一丝丝或许有转机的奢望。

在张学良去台湾后的第二年，他的四弟张学森一家也到了台湾定居，尽管他们想要探望自己的大哥，但这是不被蒋介石允许的，他们只知道张学良和赵一荻被限制在新竹县的深山中。

直至年，张学森突然接到台北中心诊所的电话，电话中的人告诉张学森：“赵四小姐在我院住院开刀，你们想要见他，可以来试试。”

原来，赵一荻因为得了盲肠炎，被送到了台北中心诊所治病，张学良也跟着来了，而这家诊所的院长认识张学森一家，出于对张学良的敬仰和同情，偷偷给张学森打了这个电话。

但是，尽管张学森在接到电话后欣喜异常，并立即表示会尽快赶过去，该院长却提醒他一定要“偷偷地来”，言下之意是他们不能见面。

即便如此，张学森还是非常激动，他随后就带着一家人赶了过去。到了住院部后，院长安排张学森一家躲在赵一荻的隔壁病房中，可以伺机看一眼他们两人。

不久以后，听到隔壁房间有动静，张学森赶紧趴在门缝里去看，果然看到张学良扶着赵一荻从病房里出来了。

此时的张学森十分激动，他注意到大哥的身体清瘦了许多，眼神中少了当年的锐气，多了不少沧桑感，但好在情况不算太坏。

张学森按捺住自己想要推开门的冲动，静静地注视着大哥的离开，他对此感到万分地难过。

与张学森同去的还有他的女儿张闾蘅，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大伯，本来心情也是很激动的，但在看到这两个蹒跚的身影后，张闾蘅的心里也只有无尽的辛酸感。

在那之后的年，蒋介石的七十大寿快到了，想着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当年的恩怨再深也应该烟消云散了，张学良就给蒋介石送了一个手杖，期望能获得谅解，但这次蒋介石还是拒绝了。

一年后，宋美龄来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希望宋美龄能再帮自己一次，而宋美龄最后也只是说：“你的话我一定转达。”但是，这次还是没有下文。

不久后，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给蒋介石写信，表示希望能让张学良来美国与家人一起生活。

彼时的于凤至不但在美国治好了病，还通过经商赚了不少钱，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脉，她希望借此给蒋介石施压，以希望团圆的名义营救张学良。

但是，让于凤至没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仅不吃这一套，还以张学良是基督徒不能有两个妻子的理由，要求他必须在于凤至和赵一荻之中选择一个。

这是一个狠招，因为张学良虽然原本对于凤至没有感情，但毕竟已经是多年的夫妻，而且于凤至在他落难后对他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如今依旧挂念着他。

而赵一荻是张学良的红颜知己，他们感情深厚，如今又是共患难多年，他怎么可能抛弃赵一荻。

最后，张学良只能忍痛选择与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这也意味着于凤至寄希望于以团圆的名义营救张学良的企图失败了。

至此，张学良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断绝了，他只能继续着这苦闷的生活。尽管蒋介石不愿意放下仇恨，但他在年以后，对张学良的态度也缓和了一些，开始允许张学良去固定的几个地方散心，也允许他去四弟家探亲。

不过，不管张学良去哪里，身边一定有一大堆人跟随监视他。但对于张学良来说，能够获得有限的自由，这已经是最大的宽慰了。

他在此后就带着赵一荻去了张学森家，张学森自然也知道大哥即便能出门，身边也会有耳目，所以每次都会特意叮嘱女儿：“说话一定要小心，免得给大伯惹麻烦。”

蒋介石在此时还做了一件事，算是他为数不多的“大发慈悲”，那就是允许东北军的十几个老兵去看望张学良。

这些人此前都在东北军服役，是张学良的旧部，他们在随国民党进入台湾后，基本都不受重用，如今大多都已经是老人了。

人老了就容易念旧，更何况这些人与张学良一样，都有着有家难回的苦衷，有着蹉跎半生的缺憾，互相之间的感情总是会感染开来。

那一次与老兵的见面，张学良很反常地说了很多话，以至于十几个大老爷们都抱头痛哭，张学良虽然没哭，但谁都看得出来他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隐忍着。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都不舍得走，张学良沉思了一会，对着老兵们喊出了旧日的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向后转，开步走。”

老兵们迈着军步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机会再见面，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很伤感，当时就站在张学良身边的林渊泉明显感觉到张学良的心情十分痛苦。

这个时候的张学良，对于未来已经没有什么好期望的了，只是在他的内心，还有两件事放不下，一个是在美国生活的于凤至和孩子，一个就是故乡。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晚年写过这样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唯有痛哭。”

对于那个时代迫不得已迁居台湾的人来说，故乡是最大的牵挂，张学良自然也是一样的，他在去张学森家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和侄女讲当年在东北的事情，有时候说到父亲张作霖，他的神情总是很伤感，可见父亲的死一直是张学良心中的隐痛。

看着大伯对家乡和故人的思念之情，张闾蘅自然也是感同身受，而为了帮助大伯，张闾蘅就决心替大伯回大陆去看看。

可在那个时候，回大陆谈何容易，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对两岸的来往监控十分严格，稍有不慎就会引来麻烦。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张闾蘅十分小心谨慎，她偷偷买了张去香港的船票，然后转道进入广州。因为担心被发现，张闾蘅没有再去其他地方，在广州待了两天就回了台湾。

但即便如此，台湾的特务还是知道了张闾蘅的行踪，他们还特意来找张学良，对他说：“你问问她去大陆做了什么。”

也是在此时，张学良才知道侄女回了大陆，在随后见到张闾蘅后，张学良特意嘱咐她：“我们张家几十年来没有人给你爷爷上过坟，你要是再去大陆，一定替我去看看。下次回去的时候，可以去找两个人，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

张学良说的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部下，后来加入了解放军，并且在建国后一个成为上将，一个成为中将。

张闾蘅将大伯说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她在几年后又一次返回了大陆，并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吕正操。知道是张学良的侄女回来了，吕正操非常高兴，亲自带着张闾蘅去给张作霖扫墓。

本来张闾蘅认为自己家已经几十年没人回来了，爷爷的墓一定是破败不堪，但没想到政府不仅把张作霖的墓保存的很好，还有不少当地人因为感念张作霖父子对抗日的贡献而自发维护张作霖的墓。

其中，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在看到张闾蘅后非常激动，他说：“三十多年了，你们张家终于来人了。”原来，这位老人一直以来都在为张作霖守墓，如今看到张家后人，怎么能不激动。

当张闾蘅把自己在大陆的见闻讲给张学良听的时候，张学良也是热泪盈眶，感慨万千的他当即挥笔写了一首诗拜托张闾蘅寄给吕正操，那是陶渊明的《饮酒》（其五），其中的那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正是张学良心境的写照。

收到来信后的吕正操也是感触颇多，他给张学良回信写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

吕正操写这几句诗，正是为了勉励张学良坚持下去，坚持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年初，蒋介石身体是大不如前，已经被限制自由近四十年的张学良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没想到，即便到了大限将至时，蒋介石仍然没有谅解他的意思，反而在离世前叮嘱蒋经国：“一定不能放过张学良。”

于是，在蒋经国时期，张学良还是只能被禁在台北市北投居所，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米内。

直到年，蒋经国也去世了，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张学良终于看到了自由的希望，在东北大学校友会的多次干涉下，也因为随着岛内去蒋化的推进，事情终于迎来转机。

在年，在被禁了快半个世纪的张学良第一次公开庆生，岛内一众高官都给他送来了寿屏，张学良终于正式宣告恢复自由。

此后的张学良本来要回他心心念念的大陆，但最终迫于岛内有人反对没能如愿，只能搬家去了夏威夷，在那里安度自己的晚年。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张学良的生活十分悠然，他每天都过得很规律，早起看报，下午散步或是打麻将。或许是被关押的太久，让他对世界显得太过好奇，以至于他的侄女经常打趣他像个小孩子一样。

在恢复自由后，半生苦难的张学良对政治不再抱有任何热情，也很少对别人谈论过去。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张学良度过了幸福的十年，直至年以岁的高寿安然离世。

对于张学良来说，人生最后的遗憾就是没能落叶归根，所以他在夏威夷的墓碑是朝向东北方向的，那是家的方向。

尽管我们说民国时期的军阀，大都是为了一己之权威而置国家与人民的福祉于不顾的野心家，但在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真正的爱国者。

作为东北的第二代掌门人，张学良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十分关键，正是因为他的东北易帜，使得国家得到形式统一，也是因为他的西安事变，推动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或许人们会质疑，张学良当初为什么要放蒋介石走，如果他能果断一些，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

对于这一点，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道要闹到何种地步。”

事实上，张学良在当时也早就做好了打算，他对杨虎城说过：“如果我回不来，东北军就归你指挥。”在被关押起来后，张学良还曾立下遗嘱：“如造成内乱，将自杀以谢天下。”

可见，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在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所怀揣的也只有民族大义，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做考虑。因此，说张学良是我们国家的英雄，这并非是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