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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不好笑。对话一开始，他甚至有些拘谨，没有任何笑话或段子。回答一些问题时，他要思考十几秒，才能缓慢地给出答案。能明显感觉到，他说出来的句子比他实际想要表达的缩回来了几寸。他穿着深绿色的卫衣，松垮的裤子，脚上踏一双雪地靴，坐在工作室的沙发里，说着说着，身体滑下沙发，坐在了地上。他的眼睛不看人，其实是害羞。

他不像是位导演或演员，而像个勤恳的上班族，上午11点准时坐在楼下的桌子旁开始工作，员工们在楼上，晚上7点，他上楼，催促大家下班。他更欣赏持续的工作推进，疫情期间，他俩月没离开北京，剪完了新的长片《吉祥如意》。偶尔有疯狂的时刻，做《屌丝男士》期间，曾有一集点击率不错，大鹏号召团队在深夜的中关村裸奔，但他是唯一一个提前在终点放好衣服的人。

在公司的制片人金鑫看来，这是大鹏精力旺盛的一种表现，「这个时候大家会选择在家看看电影看看剧，鹏哥就会想，把之前搁置的工作捡回来再重新做一下。」金鑫从《屌丝男士》时期就跟着大鹏一起工作，他记得《屌丝男士》经常要连续拍摄25、6个小时，所有人都困极了，只有大鹏还在全场飞奔。多年的合作伙伴、编剧苏彪形容大鹏，「对自己的事业有着近乎疯狂的、不计成本的追逐，是个燃烧着的人。」

大鹏的拼命源自成长环境。生于东北小城，父母从小便为生计奔波，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北漂，在互联网公司里从最基础的实习生向上攀爬，他渴望在工作上不断证明自己。

他是幸运的，时代把他推上了顶端。互联网和草根文化的兴起造就了《屌丝男士》，这一成功，加上那几年涌入电影行业的资本，给了他们创作《煎饼侠》的机会，而《煎饼侠》创造了11.59亿的票房。金鑫记得他们在苏州跑路演，外面的人拍着玻璃喊「大鹏，大鹏」，当时韩剧《继承者们》正火，大鹏形容自己就是「东北李敏镐」。

多年好友、同样来自东北小城的编剧苏彪形容那种体验：「觉得自己有进入北京的资格和底气了……就感觉在做梦，时代和观众把你顶到了这个位置，接下来你要把这个梦紧紧地抱在怀里，才能感觉到温暖，察觉到能量。」

苏彪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大鹏的精力旺盛：近两年，他察觉到大鹏身上有种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我也总在想，我们经历了网剧和电影的洗礼后，还能跟上现在的时代吗？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绝对不允许自己走下坡路。要保持自己一直有说话的入场券，保证自己一直有输出表达资源源。」

距离《煎饼侠》上映已经过去5年了，大鹏说自己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成功和辉煌。他经常面临误解。人们总认为大鹏应该是搞笑的、甚至屌丝的，但这位38岁的男士平常是拘谨、安静的。也许这些误解会带来压力，大鹏必须要有新的突破和尝试。他回到自己的故乡，拍了一部短片《吉祥》，在金马获得最佳创作短片后，有豆瓣网友评论，「以前的电影是大鹏拍的，这次是董成鹏拍的。」尽管才刚刚完成定剪，但大鹏觉得《吉祥如意》是他截至目前导演的最好电影。他希望人们在未来看到这部片子时，会对他有更立体的判断。

以下是大鹏的自述：

文｜荆欣雨

编辑｜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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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幸运的。这十年是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十年，也是我进入电影的十年。在《煎饼侠》那个阶段，中国电影蓬勃发展，新人导演层出不穷，跨界导演开始崭露头角，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年，我在搜狐制作了《屌丝男士》。那时的我就是愿意看《屌丝男士》的人。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来到北京的互联网公司从实习生做起，很长时间都是块工资，租房子在公司附近，因为要随时赶去加班，没有存款，慢慢在公司开始有机会证明自己……

它是草莽的、草根的，对当时大家熟悉的场景有很多新鲜的解读，足疗店、教室、医生和病人，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触碰到的场景，这个剧把那些我们觉得熟悉又荒诞的事情演绎了出来。出乎我的意料，它受到了欢迎。

因为这部剧，我才有机会拍《煎饼侠》，票房11.59亿，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煎饼侠》中大鹏和吴君如对戏图源豆瓣电影

但我没有珍惜那个时刻。我应该很高兴、很沉浸、很享受胜利果实，但是我没有。我不觉得那是个不寻常的时刻。我只觉得我的一个作品上映了，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它获得了大家的喜欢，我挺高兴的。我认为我以后还会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喜欢，而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五年内，我再也遇不上一部电影破十亿，再也遇不上所有的媒体主动来采访我，再也遇不上所有的资本、电影公司拿着剧本希望我参与。如果那个时候我坐在房间里为《煎饼侠》的成功喝一杯酒，我都会觉得我珍惜那个时刻，但是我没有那么做。

年，《缝纫机乐队》上映，票房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去外地路演，一个又一个影厅地跟观众见面。马拉松式的城市路演是很辛苦的，当你接近路演终点时，你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可是你的电影只有7.8%的排片。那种挫败，那种无力感深深地笼罩着我。

影厅里面的观众对你的支持和网络上的评价非常不一致。大家面对你的时候，都那么喜欢看这部电影，可是打开微博、豆瓣、知乎，你发现很多人在骂你，你不知道影厅里面一张张支持你的热情的笑脸和网络上很多的人评价哪个是真的。我记得那是9月30号，在电影里我们虚构了一场演出，也是9月30号，我在去影院的路上突然想，在虚构的电影世界里，那些人这个时候就要登台了，会有人去看他们的演出吗？

非常迷惘和痛苦。当时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着我，我不希望自己的脆弱和伤感在他们面前展现，他们也像怕打扰我一样，非常默契地选择了不提这天上映后的反馈。没有人祝贺你电影上映了，没有人恭喜你有个好的结果，过去所有的忙碌，当结果呈现的那一刻，你是孤独的。

晚上十点多，把所有影院跑完，我回到酒店。房间里有沙发，也有床，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在地上了，保持同一个姿势，时间很久很久。我盯着手机里面的评价——如果说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有一个至暗时刻的话，就是那个时刻。

这时候，发行的同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现在电影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希望它能有机会更好，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你站出来向所有人道歉。因为《煎饼侠》口碑不好，希望大家再给它一次机会，来看《缝纫机乐队》。」

我写了道歉信，因为我觉得要对为这部电影付出的同事们负责，如果这个举动能够让这个电影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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