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

缝纫机乐队火了集安,其实那里的好太王

发布时间:2022/8/24 23: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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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云轩王百会

昨晚一个人看了场电影《缝纫机乐队》。

感觉比那些只为票房胡拼乱凑的商业喜剧片好多了。

我坐在黑暗的影厅里,被这个追求梦想的故事感动了,忽然感觉自己依然年轻,还有梦想的残余在心中燃烧。

导演和主演大鹏,是吉林省集安人,因此电影中故事就发生在集安。

东北边境小县城走出一个当红艺人不容易,他如此回报家乡其心可嘉!

一个电影就这么轻轻松松让全国很多人知道了集安。

这也许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所知道的集安,与摇滚无关。

在民国时集安还叫“辑安”,因为那里盗匪横行,治安不好,上级政府名之“辑安”,无非想让官员有所作为,像《让子弹飞》里的县长一样以求平安一方。

民风剽悍算不算是摇滚的天然基因?

集安那里到底是不是摇滚之乡,我不清楚。

但我十分清楚,著名的《好太王碑》就在那里。

喜欢学习隶书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了解这块碑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实物尚存在中国古代十大著名隶书碑刻,我想《好太王碑》应该有一席之地。

集安小城从前之所以闻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古代高句丽的都城。

高句(gōu)丽(lí)是古代东北地区一个民族政权。

公元前37年,北扶余之高句丽人朱蒙建国五女山城。后高句丽的第二代国王琉璃王迁都集安。集安作为高句丽的国都,历时年,经历了十九代王。在高句丽王朝鼎盛时期,这里曾是东北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

高句丽灭亡于唐朝。共存世年,前后经历28位王。

如今这里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好太王碑》在书法界久享盛名。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二十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十九代王好太王立的碑。

全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建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年),比王羲之写兰亭序的永和九年,只晚了61年。

这块碑石为方柱形,高6.39米,共存字,碑文内容涉及高句丽建国传说及好太王的丰功伟绩。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文字为近于楷书的隶书,有“海东第一碑”美誉。

我第一次见《好太王碑》碑片,是在大连图书馆。

那是一次馆藏碑帖拓片展。直通二楼6米多高的好太王碑拓片就悬挂在大厅里,一入门扑面而来,不觉为之一震。这气势,摄人心魄,如此巨大的碑刻在中国古代恐怕实不多见。

这种拓片质量很好,也很完整。属于馆藏珍品。趁展出的机会,去现场欣赏了两三次,每次站在拓片面前,都感觉十分震撼。

东晋时,高句丽王朝偏居东北地区,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但这件出自少数民族之手的《好太王碑》显现的出来的古朴、豪放、简单的风格,还是有些让人有点迷惑不解。隶楷之间的字体,很多字已经写得十分超前和现代,其书写水准一点不逊于中原。集安现属通化所辖,古时高句丽在书法上如此“通化”,让人始料不及。

好太王碑一方面字形向楷书进化,一方面笔法延续着篆隶书的古法。

结字求简,线条有篆籀气。这种方整纯厚、简单古拙、雄浑豪放、以及浓烈的趣味性,一直为当代书家所迷恋。

其实书法在字体演变过程中,过渡阶段最迷人。因为它的不完美,让学习者有了广阔的想象力和个人发挥空间。而秦小篆、汉八分和唐楷,由于过于成熟和完善,反而很难写出新意。

好太王碑就是这样的一块在当代书坛依然广受追捧的隶书名碑。

好太王碑的书法特点:夸张对比明显,经常改变结构,已经出现草法介入,整体显得结体方线条圆。举倒说明如下:

驾、命、资。这三个字的结构对比就十分夸张。

感觉像小孩子写的娃娃字,一反常规,拙趣十足。

满、聆。这两个字的结构,结构改变。

重新组合之后,既融为一体,又充满神秘感。

道、开。这两个字已经出现草化。

“道”的走之,“开”的门字,两笔即成。

简单的结构,为草书的起跑创造出无限可能。

以“开”字为例。

草书从隶书中来,好太王碑中的这个“开”字与后来的草书,是如此连带进化的,可谓一目了然。

《好太王碑》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鲜明的风格特点?

要知道,同一时代的东晋时代,王羲之已经把楷书、行书和草书都推上了一个高峰。手札尺牍的行草书,在南方已经是流行书风。为何东北的高句丽写碑时依然是隶楷之间的过时状态?

也许是地域差异使然。文化中心与边远地区的书法发展不同步现象所致。

还有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汉文化的不平衡,造成书法的不同步现象。

南派书法,楷法成熟,促进行草发达,以韵胜。

北方碑版,以隶楷为主,性格与刀工使然,以质胜。

字体的演变十分缓慢,最后到隋代,依然隶楷碑版常见,到了唐朝隶意渐失,才彻底融入唐楷之中。

但这些又不是绝对的!

别忘了,当年郭沫若发起“兰亭论辩”,就是因为发现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与《兰亭序》字体区别巨大,而断定《兰亭序》不真。

看一下这件东晋墓志,书风与《好太王碑》倒很相近。

这说明南北方的书风差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明显。

这可能与书写载体与用途有关。如果拿十分庄重的墓志刻石与文人之间的手札书信相比,肯定是写信更随便一些,而刻石必须以古法为之,以显对逝者尊重。这么说,好太王碑也是如此。想像一下,东晋时的高句丽文人写信的风格也大概和王谢家族子弟差不太多吧。

集安除了这块东晋高句丽《好太王碑》,还有一块刻石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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