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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十里堡老商店(4)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唤起童年记忆发小们对百货公司都很熟悉。小学时，六一班的藏友之的妈妈，六二班宋宝起的爸爸都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十里堡老百货商店，在京棉一厂生活区的最南边，朝阳路北。过了朝阳路就是京棉一厂厂区。东面是副食店，西边是路首发站。十里堡百货商店是十里铺所有商店中，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商店。各类日用品，应有尽有。我们叫百货公司。当时流传一句话叫“一厂穷，二厂阔，三厂没有合作社。”可见。当时商店也叫“合作社。”一厂由于建厂早，又是进口设备，后来就不被重。二厂都是国产设备，上面重视，一时风生水起，越搞越好。三厂面积最大，但没有自己的商店。购物都要去邻近的二厂和旁边的慈云寺商场。走进百货公司，左侧就是文具柜台。藏友之的妈妈就在这里当售货员。这里是我们小时候最常去的地方。每次开学前，发小们三五成群到这个柜台选购自己所需的文具。二分钱的铅笔，橡皮，三四分钱的尺子，削铅笔的小刀，三两毛钱的铅笔盒儿，都是我们的选购目标。钱虽少，物随小。但同学们挑的都很认真。左瞅瞅，右瞧瞧。比一比，看一看。有的爱不释手，但太贵，只好忍痛割爱。藏友之的妈妈始终面带微笑，不厌其烦的帮助我们一件一件的挑选，比较，参谋。有的同学买到了心仪的东西，立马眉飞色舞，反复欣赏，不断向同学们展示。那时，大家买东西的原则，几乎都是买便宜的，买实用的。文瑞玲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父亲领她到文具柜台，前让她挑选。铅笔有四分，有两分的，她就要两分的；塑料尺子七分，她就选四分的木质尺。她还记得买的铅笔盒的图案是中国和苏联的两个小朋友捧着和平鸽，旁边是苏联展览馆的图案。(后来的北京展览馆）那时的铅笔盒是铁皮的，上面印着美丽的图案。打开铅笔盒，上面可以贴课程表，下面放铅笔橡皮尺子等文具。那时削铅笔用的小刀。上面儿粗而短，下面宽而薄，刀锋锋利，削铅笔很好用。谁要是有一个转笔刀，大家都会试试玩玩了。那时的铅笔一般都不带橡皮。如果谁有带橡皮的铅笔。可以显呗一阵儿了。要上大字课了，就去买毛笔，砚台或墨汁。傻傻的狼毫羊豪分不清。要上图画课了，又去买蜡笔，后来是各种颜料。后来上三年级了，还得去买钢笔，墨水。总之，小学六年，就离不开文具柜台。那时的文具，虽然简单，却伴随着我们的童年，伴随着我们学习，成长。那时到文具柜台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兵乓球儿了。年四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庄则栋拿了冠军。于是全国掀起了兵乓球热。那时学校楼前楼后，凡是有空的地方，就垒起水泥兵乓球台，但还是不够用。一下课，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奔向楼下，抢占兵乓球台。同学们轮番上阵，捉对厮杀。开始是打二十一分定输赢，嫌慢改成十一分，后来又改成六分儿。赢者守擂，输者下台。新上台的要拿出自己的乒乓球儿。由于天天打，所以兵乓球儿坏的很快。有时球瘪了。就用球拍挤一挤，或用开水一烫恢复原状。有时候球裂了，就用胶水儿想办法粘一粘继续用。实在不行了，才去百货公司买。那时发小们多数用光板儿拍子。如果有一个带胶粒的拍子，那就不得了了。如果有胶粒带海绵的拍子，那你就是打球的老大。当然别人服气不服气，还要看你球打的怎么样。[图片]正是由于全民普及，才不断涌现高水平的运动员。我国的乒乓球儿才称霸世界几十年。再看看足球，有几块场地，有几个人踢球儿啊？还天天喊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做梦去吧。与其临源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足协的兄弟们好好抓普及吧。宋宝起的父亲在卖布的柜台当售货员。老人家和蔼可亲，见到同学们总要打招呼，聊一聊。老人家的技术一流。有人买布，他用手丈量，“斯拉”一声扯开，竟丝毫不差。[图片]小时候我们到卖布柜台不多。记得有一次，去人民大会堂看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戴红领巾。妈妈就领我到卖布的柜台，扯了一块儿白布，很快就做成了一件白衬衫。电影《东方红》有我们做观众镜头。卖鞋柜台的解放鞋，回力鞋想必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吧。日用杂品柜台，卖锅碗瓢盆儿。印象最深的是暖壶，从竹皮儿到铁皮儿，越来越漂亮。有人结婚，工友，邻里都会凑份子买个脸盆儿，好看的暖壶做礼物。五金交电柜台，最显眼的是收音机。小时候，有的同学会自己攒收音机。到五金交电柜台买二极管儿，磁棒线圈。缠一缠，接一接，焊一焊，就能听到了广播的声音，觉得好神奇。那时收音机讲“管”越多，收音机越好。邻居杨奶奶家有个四管收音机。星期天和寒暑假，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疯，一到四点小伙伴们都涌向杨奶奶家，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至今都能记得小喇叭的开始曲：“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叮叮当，叮叮当，我给小喇叭开信箱”。最爱听孙敬修爷爷和曹灿老师讲故事，每次都听的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以后有幸认识了曹灿老师和给小铃铛配音的康瑛老师。谈起当年听他们播音，快乐而感慨。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卖电视机，九寸，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到十四寸，十七寸，二十四寸……彩色电视机。我第一次在家里看电视是在王小弟家。九寸电视机，演的是《侦察兵》。七八年，我们家买了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是张家口产的前哨牌。正赶上转播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楼上楼下，左右邻居都来我家看。第一次看彩电则是在八里庄商场旁边儿，小金宝的单位。钟表，自行车，缝纫机柜台在百货公司的东侧。一个笑话：一个老农到钟表柜台买了一个闹钟，然后指着手表说，我都买了一个大的了，还不饶我一个小的。售货员和周围顾客都哈哈大笑。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时的三大件。拥有他们是每个家庭的追求。但这三大件儿可不是轻易能买到的。首先要在单位领到相应的“票”。无论自行车票，手表票还是缝纫机票，在各单位都很少。往往是几十人，上百人通过抓阄才能得到一张。有了这个票，准备好一百二十块钱，还要有二十张工业券。才能买到或一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我哥嫂，还记得，他们的缝纫机票就是我给找的。我还真忘了是谁给的了。那时百货公司的各种商品，大都是需要票证的。买布自然要布票。布票是按人头发放的。看起来公平，其实也不可能绝对公平。你想，姚明和潘长江都发一样多的布票，能公平吗？张仪风记得，只有人造棉，的确良不要布票。那时百货公司，除了文具用品，锅碗瓢盆儿，买其他工业制品，好像都要工业券。工业卷是随工资发的，好像工资越高，工业券儿也越多。那时外地供应不如北京。外地人到北京，总要想办法找点儿工业券，买点东西带回去。70年代，我在陕西工作期间，西安宝鸡的朋友来北京，陪他们玩儿，非常高兴。但说实话，帮他们找工业券，可真要费点儿心思。农产品要粮票，纺织品要布票，工业品要工业券。那时的计划经济真是计划到了极限。你还记得吗？百货公司卖过食品。那是六零年困难时期，百货公司进门右侧的柜台改成了高级食品柜台。那时食品奇缺，好多人都浮肿，但由于价格贼贵，贼贵的，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也有人说那是照顾知识分子的。机关工厂给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发营养票。他们凭票到高级食品柜台领食品。就像陈宝国演的一个电视剧叫《钢铁年代》，困难时期，请知识分子开会，让他们吃几天红烧肉，增加点儿营养，一个意思。如果你不记得了，那时流行的一首歌谣，你肯定记得：“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百货公司有一个很好玩的景观：各柜台高处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铁丝网，用来结算。售货员收到钱和各种票证后开一个票，夹子一夹，通过铁丝滑到收费台。收费员核实后，盖好章，又通过铁丝滑过来。百货公司门口儿还有一景：百货公司和副食店中间有一片空地。孩子们就把自己的小儿书，拿到这里摆摊儿。一两分钱看一本儿，看的人还不少。谁说中国人没有商业头脑，只是政策不允许罢了。我陪杨亚平在这儿摆过小儿书摊儿。当然主要是蹭书看。《三国演义》六十本儿，《说岳全传》十二本，我都是在这儿看的。看到《三国演义》第六十本《三国归晋》，感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看说《说岳全传》，杨再兴命丧小商河，更是一声叹息！二厂(八里庄）是纺织城中心，小学叫八里庄中心小学。商店比一厂(十里堡)大，还有个邮局和一个新华书店。。记得文革结束后，恢复名著的出版。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每人限购两本儿。我排了五次队才买了十本儿世界名著。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还有《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复活》《战争与和平》等等。[图片]三厂的商店在慈云寺。慈云寺顾名思义是个寺庙。发小晏瑞生，董哲民小时候还见过寺门口儿的哼哈二将。后来部队的汽车营占据了慈云寺。里边儿也开了个商场，还有个照相馆。我们班同学程文心的照片，曾在那儿的橱窗摆放，同学们都跟着自豪。儿时的百货公司，有意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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