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吉永

上中学的时候，学到物理科目的“光学”一章，懂得了照相机的工作原理后，我就喜欢上了照相机，梦想着自己能有一台照相机那该多好啊！想归想，要想实现这个愿望是不可能的。

那可是上世纪50年代，我就没听说过谁家还有照相机，全班50名同学谁家也没有，胡同里40多户人家中也都没有。甚至，我也没见过哪个商店卖照相机。

从毕业到就业再到结婚，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刚结婚时，小家庭百业待兴，需要购置的东西太多了。两只水桶都是分两个月才买齐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都不敢想，更别提照相机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家境有所好转，“三大件”慢慢置办齐了，买一台照相机的愿望终于提上了日程。

我有意无意去很多商店找过，都没有卖照相机的，直到在位于北马路路南的华侨商店，才见到一款上海照相机厂产的“海鸥-4B”。

如同见到思念多年的恋人，“海鸥-4B”漂亮的外形深深吸引了我，令我心跳不已。

我忍不住让售货员从柜台里拿出来，并请他演示了一下，自己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仔细看着。

“海鸥-4B”有一个标准的长方体外形，盛放在一个咖啡色的厚皮革套内，套的左右两侧连接着一条小皮带。

拍摄时，要把小皮带挂到脖子上，照相机放在胸前，然后把后面的按扣掀开，这时前面的取景镜头、拍摄镜头及上面的取景窗就会全部露出来。

低下头，就能看到被折射进取景窗的景物，摄影人可以根据取景窗里的景物，转动照相机右面的焦距旋钮取得想要的效果，再按下上面的快门，相机咔嚓一声，拍照完毕。在当时，除了“海鸥-4A”，这就是最好的照相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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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4B”标价元，可是还需要10张“侨汇商品供应券”（俗称“华侨券”）。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券”，10张“华侨券”对于有华侨亲属的人来讲不稀罕，但是我家祖辈也没有华侨，上哪去操持这10张“华侨券”呢？

每天下班后，我经常到华侨商店眼巴巴地看上半个小时的相机才回家。时间长了，那里的售货员都和我很熟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无计可施的时候，好事还真的落到我头上了。

一天我下班后照例去华侨商店看相机，巧遇一位手拿“华侨券”而又不买东西的人。他问“华侨券”是否能延期，当得知不能延期后，他就对我们说：你们谁买东西就用了吧！我不好意思地说声“谢谢”，就接过了朝思暮想的“华侨券”。

20张券，后面盖有蓝色的有效期印章，买照相机剩下的10张券，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梦寐以求的照相机到手了，下一步就是买胶卷了。当时不仅没有彩色胶卷，连冲洗彩色胶卷的设备和洗像馆也没有。

“海鸥-4B”是照相机，一个胶卷只能拍12张4厘米见方的照片。买一个胶卷是2.2元，洗一张照片0.15元，若12张全洗的话共1.8元，另加冲洗一个胶卷0.2元。

这么一算拍一个胶卷（12张照片）就要花费4.2元，一个月拍两个胶卷就要花8.4元，占去月工资的1/5。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可是高消费了。

无奈之下，我的相机只拍了4个胶卷就“停拍”了。记得当时丁点儿大的小儿子戏谑我说：“买得起，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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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市区几个大型商店都有照相器材专柜，各种高档相机和长焦镜头琳琅满目摆满柜台。

买一个彩色胶卷21.5元、36张照片全洗需18元、再加冲卷2.5元共42元，平均每张照片1.17元。从表面看洗彩照好像贵一点，但照片是彩色的，而且照片比黑白照片大出6倍多。

那时，我和妻子的工资已经比10年前增加了好几倍，但照相机还是奢侈品，买一台好一点的“傻瓜”照相机也得近千元。

这对我这样的家庭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很多从未见过的高档家用电器，像上海产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青岛产的“琴岛-利勃海尔牌”L电冰箱、四喇叭录音机，几乎同时闪亮登场，短时间就走进寻常百姓家。

面对这些更急需的家电产品，买照相机的事又被搁置了。

21世纪初，我退休了，退休金年年上调，经济上有了一定积蓄，退休后也有足够的时间，买相机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

为了满足自己多年的夙愿，提高拍照技术，我参加了老年大学摄影专业学习，并花两万多元买了当时最好的照相机、长焦镜头和三脚架。

过了几年，我又与时俱进买上了更先进的数码照相机。

在老年大学学习的几年里，老摄影家于敬昌老师不顾年长体弱，经常组织同学们外出采风，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的摄影技艺提升很快。我们跟着于老师多次到昆嵛山、到农村的田间地头采风。

我左肩斜背着摄影包，右肩斜背着三脚架，倒戴着白色的太阳帽，一副朝气勃勃的专业范。我在龙口果园拍的《梨花盛开的村庄》、在昆嵛山公园拍的《画中画》等多幅作品在摄影大赛上获奖……

从照相机发烧友到摄影发烧友，从梦想到现实，我60多年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