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定年龄，一看这题目，很可能会就觉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东西呀：三转一响一“咯哒”，什么意思？如果具有一定年龄，一看这那题目上的就得乐了：三转一响一“喀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哈哈，太熟悉了

在上个世纪的六、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几样东西可是紧俏物品，它们是最时髦的东西，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了这几大件，连搞对象都容易多了。

自行车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咱们中国可以说是自行车大国，因为北京的小胡同多，而自行车是人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那时您就看吧，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北京的街面上净是骑车上班的人们，那自行车一辆挨一辆，如果赶上红绿灯，那自行车就连成一片。绿灯一亮，自行车群就像一条巨龙游向前方，很是壮观。那可是在当时咱北京的一大景观呢！

那时的人们对自行车充满了向往和热爱。尤其是年轻人，都渴望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有三大品牌特受人们的喜欢，一是上海产的“凤凰”牌，一是天津产的“飞鸽”牌，一是上海产的“永久”牌。这三个品牌的车有两种型号：一种28型，一种是26型。男青年喜欢28型，女青年喜欢26型。样式上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链套单支架，一种是半链套双支架。这其中大链套会更受欢迎一些。颜色上一般都是黑色，女式26型也只有红色，仅此而已。

在当时，像这样的紧俏商品一般的情况下不单要钱，每辆车大约一百五六十块，而且还要票儿。这票儿是由厂子里发的。有了票儿还得起五更排队，才能买上一辆称心如意的自行车。像我们大杂院中的发小文山，那时也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高兴得不行，买了不少的彩色玻璃丝，把车把、大梁都用玻璃丝缠起来，真的挺好看！没事儿的时候就擦他的自行车，把车擦得锃光瓦亮的，非常的干净、美观。那时谁能骑上一辆28型大链套的新自行车走在胡同里都能招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自己也觉得非常牛气。

还有一种自行车不能不说，那就是半链套双支架加重自行车。那时“永久”牌和“红旗”牌加重自行车，大约价位在一百八十元左右。这种车皮实耐用，后轮两边的铁支架能带好多东西，三四百斤的都不成问题。很受京郊人们的欢迎。像赶个大集，进城送个粮、送个菜的，都非常实用，您瞧多好！

手表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算是高级的奢侈品，是人们追求向往的目标。如果谁能戴上一块手表的话，那心里是美滋滋的，走在街上满脸春风。时不时地还抬起胳膊捋捋头发，其实是显摆他那块手表，让大伙都看一看，我也有手表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手表厂出产的“上海”牌手表，走时准确，样式美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北京手表厂出产的“北京”牌手表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也特受欢迎。而且这两种表的价格都是元。您别小看这元，搁现在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那也算一笔大钱呀！您想呀，刚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才挣18块钱，几年之后二十多岁了也才挣三四十块钱，每月刨去饭费、月票等杂七杂八的事儿，要买一块元的手表您说难不难哪？怎么办，就得从牙缝里刮，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努力攒钱，一年之后能买上一块手表就不错了！

到了七十年代，上海手表厂推出了新产品，新款“宝石花”牌手表，那手表真是漂亮，高字平盘，尤其是手表上的一朵宝石花真是好看，能和外国名表梅花相媲美。我那时也20多岁了，年我攒了一年的钱，才买了一块“宝石花”手表，望着那亮晶晶的新手表，心里真是高兴。不怕您笑话，就是这块表，到现在我还用着。

那时除了我上述所说的国产表之外，外国名表在北京也能买到，我三哥参加工作比较早，他就攒钱买了一块“大罗马”，我记得他当时花了小二百元呢！这个价位对于普遍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能买上一块国产表就不错了。对了，我当时还记得几块外国名表，如欧米茄、梅花、百浪多、英格、浪琴等。得，说说而以，买不起！

缝纫机

过去穿衣也比较紧张，买衣服要布票儿。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见，当时多穷了！那时家家差不多都有针线笸箩，里面装的都是针头线脑，杂布头儿什么的，用起来方便呗！那时的缝缝补补都是手工，如果能有一台缝纫机那该多好呀！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缝纫机也成了家庭追求的目标。一来，可以缝缝补补，补出来的衣服平整、美观，比手缝的好多了。二来，有些心灵手巧的姑娘、小媳妇能把旧衣服翻新，能改变衣裤的样式，能把大改小，真的挺棒！三来，放在家里是件摆设，很有派。

当时，以上海产的“飞人”牌和“蜜蜂”牌为最好，北京产的燕牌也很不错，价位都在元左右，要想买还得勒紧裤腰带攒钱才能买。在我们住家的胡同里，有好几家都有缝纫机，您瞧多好！

收音机

“一响”就是收音机。过去在咱北京，老百姓都管收音机叫“话匣子”，也有叫它“戏匣子”的。那时没有电视机，而收音机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看的是新电影，听的是新广播。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有戏曲，京剧您能听到很多名家唱段，如：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等。也能听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魏荣元等评剧名家唱的精美剧目。能听到侯宝林、郭启儒说的相声，也能听到李润杰说的快板书，此外还有那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单弦等许多的曲艺节目，时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还有袁阔成、连丽茹等名家说的评书，真叫人听了上段想听下段。还有那胡松华、郭颂、马玉涛、郭兰英、王昆、杨洪基等名家大腕演唱的歌曲，真是叫人百听不厌。少儿节目也很精彩，尤其是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是多么的吸引人呀！

不多说了，反正收音机挺招人喜欢的。可毕竟那时人们还穷呀，如果谁家能有一台收音机，真的很不错了。就拿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来说吧，杨伯伯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他家有一台5个灯儿的收音机，个儿挺大，“牡丹”牌的，价格我忘了，每次他一开收音机，都能吸引同院的街坊，尤其是孩子们（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爱听里面的节目。其乐融融，美好！

照相机

照相机，也是那个年代青年们追求的大件儿目标之一。

记忆中，那时常见的照相机不外两种，一种型号为，一卷胶卷能照36张。一种型号为，方形能照12张，长形能照16张。

那时没有彩照，都是黑白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二十岁出头，年轻，正是爱玩的时候，一有机会就会用我大哥的照相机去拍照片玩儿。那是一台“海鸥”牌相机，上海产的，块钱，质量相当好，照出的照片特别清晰。因此，我在那段时期留下的一批珍贵的相片，现在都还保存着呢，没事时拿出来看看，总让我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有那些同学、同事、兵团战友、老街坊等。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有了一点经济基础，也花一百七十多元买了一台“红梅”牌相机，带闪光灯，中国常州生产，质量也相当棒，我用了几十年。直到年，女儿给我买了一台新相机，小巧玲珑，比一盒香烟还小一点儿，装在衣兜里非常方便，女儿对我说：“这是数码相机，您随便照，它不用胶卷儿，想照多少就照多少，不好的可以随时删除。”有了这款新相机，我那老“红梅”就成了“文物”了。也难说，现在胶卷都没有卖的了，那老式相机不能不淘汰了。如今人们大都用手机拍照，连数码相机也可以不随身携带了。

三转一响一“咔嚓”就是这些。它们是远去的历史，也是难忘的记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