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图从一个人口20万的边陲小城开始——丸都山下、鸭绿江畔的吉林省集安市，在《缝纫机乐队》电影上映之前几乎没什么人知道这儿。作为朝鲜三国时代（中国隋唐时期）最北部国家高句丽的国都，集安自古以来是个民族混居的地方，儿时我就特别爱看朝族大妈头顶大缸，慢悠悠走去西大河拿棒槌敲打浣洗衣服，儿时吃了无数的高丽火盆、泡菜、紫苏叶打糕也塑造了我现在偏爱韩餐的胃。
学龄前跟着父亲全家迁至他的故乡山东，泗水、邹城、济宁、济南，辗转了不少城市，小学就换过三所，好在初中和高中都在大明湖边读了下来。自从语文课被老师批评不允许我讲东北话后，我开始刻苦修炼鲁西南和济南官话，同期自学英日韩三语，最终成功把口音搞成了四不像，加上不高的身材和小麦肤色，一个纯粹的北方人经常被误认为南方人。
第一次踏出国门是12岁跟着父亲去了新马，记忆最深的是他兴致勃勃在云顶赌场自己玩了几个小时，我在外面商场无聊的抓耳挠腮，成年后我把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康州的大小赌场跑了个遍，可惜逢赌必输，后来也就不怎么去了。也是从那时起暗暗下了周游世界的决心，于是17岁开始一人一箱一背包，本科选择了英国伦敦，硕士选择了美国纽约，我的地图坐标也越来越多。
每个坐标像是一个放映室：在韩国龙仁大学与国家跆拳道预备队挥汗如雨训练的夏天、在香港长江中心42层熬通宵、在埃菲尔塔下吃beeftartare、在波多黎各的星空下划桨荧光海、在泰姬陵旁的亚穆纳河上看日落、在凯恩斯欺负温和的大袋鼠、在扎金索斯沉船湾跳进一片碧蓝......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也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清单坐标，在团契读书会的一对夫妇每年都会去一次以色列，每逢周日也要一起聚餐，由家中的长者用刻着葡萄（象征繁盛的生命力）的金色杯子分享美酒，这让我对以色列这个融合了宗教与创新的国度心驰神往。来到东方高圣后我惊喜发现了公司与以色列的深厚渊源，希望疫情平稳后，我也能亲自用脚丈量一次希伯来圣贤们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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