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参观过一些地方的多家民俗博物馆，但藏品最丰富的，还是诸城的尚德民俗博物馆。

尚德民俗博物馆，位于诸城市舜王街道的尚沟河村。舜王街道，原为“万家庄镇”，相传，中华道德文化的始祖舜帝生于此地的诸冯村，因此，年行政区划改置为“街道”时，就叫“舜王”街道了。在尚沟河村附近，有一条河流，名叫尚沟河，流经此处注入潍河，这可能就是村庄名称的来历吧。

尚沟河村，离诸城中心城区不远，约十余公里。从西外环路进入箭桥路，西行几公里，右拐向北，有二公里左右即可到达。

尚德民俗博物馆在尚沟河村前的东头。这是一个大院，大院门口的南边，隔着一条土路，在绿树掩映之中，有块不大的竖牌，上面写着“民俗博物馆”几个字。牌子不是很显眼，不注意的话，很容易看不到。

我到达时，博物馆馆长袁增海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大门口驶出。他把三轮车停在路边，与我攀谈起来。

他今年54岁，经营着大院里的那家小企业，还种着五亩地。可以说，他的身份是农民，但他既搞企业，也种地，还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民俗博物馆中去了。

我问：“你为什么要搞这个民俗博物馆？”他说：“兴趣和责任罢了。我的祖辈和父辈都识几个字，也爱好收藏，我也就受到影响，从几十年前就开始搞收藏，现在馆里的藏品有一万多件了。有些老物件，现在再不抢救，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为什么叫‘尚德’民俗博物馆？”我又问。

“起名字的时候，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有人建议用我的名字来命名，我没有同意。人生在世，转眼就是百年，无所谓在人的名字上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物，现在看起来是我的，但将来一定是社会的，是国家的。起名‘尚德’，村名里有个‘尚’字，另有‘崇尚’之意。崇尚道德，做有道德之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他解释道。

我竖起大拇指，笑着说：“袁馆长，有大格局！”

袁增海指了指路边上的一块区域：“咱就先从室外的展区开始看吧。”“怎么也行，我跟着你。”我说。

来之前，我就听说，他的民俗博物馆，除几个大展厅外，还有在室外的展区。袁馆长说：“外面的这些，多是些大件，不适合在室内存放，并且日晒雨淋也问题不大。”

我粗略看了一下，这片区域，用竹杆斜插编织的透露墙围了起来，里面有多台老式拖拉机，还有马车、地排车、石磨、石碾、水车、牲口石槽之类。

走到一台老旧拖拉机前，袁馆长说：“这台设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别看老，还能开动。”说完，他拿出手机，打开一段视频，说：“这是我开着在田间路上的视频。”我听见，手机里还传出了机器轰鸣的声音。

紧挨着的是两台水车，一台是转圈式的，另一台是手摇式的。转圈式的那种我过去见过，小时候，生产队的菜园里，用毛驴拉着整天转，水源源不断地流到瓜菜地里。

“这水车还能用吗？”我问。

“能用。”袁馆长随即用手抓住那台手摇式的把柄，一圈一圈地摇，水果然“哗哗”地淌了出来。我试了一下，不用使劲，很轻松地就能摇动起来。

那些石制牲口食槽，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看见牲口拴了一溜，喂料的这种石槽也摆了一溜。

参观完室外的，袁馆长领我进入大院。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大车间样式的建筑，门口上面有块匾额，写着：“尚德民俗博物馆。”门口的一侧的墙上，挂着好几块方形的牌子，有“潍坊市科普教育基地”、“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基地”、“诸城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等等。进馆的时候，袁馆长说：“这些展厅，都是用过去的企业车间改建的。”

进了门，南侧的墙上，装裱着一幅书法作品：“把古事重新说起，将旧物再叙从头。”袁馆长说：“这是我老师写的，鼓励我的。”

展厅没有类别的标识，但从展出的内容看，大致有三个区域：文档资料、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袁馆长说：“原来厅里还有许多的老旧音像器材，因为太多了，我在大院的东面又专门设了一个音像展厅。”

在文档资料厅的门口上方，“博古通今”几个大字韵味十足。书架上的书籍资料琳琅满目，以旧书为主，也有当代和现代的文史资料。但从内容来看，这些文档资料，都是与诸城有关的。袁馆长边走边对我说：“这个展厅，我的定位是‘诸城人，诸城事，诸城书’，凡纳入展出的，一定是与诸城相关的书籍资料。”另外，还有一些老照片、小人书、票据证件、契约之类的老物件。

我看到，有一些清末民国时期的地契、房契、婚契等。在一份婚契前，我驻足仔细端详，大红纸，并没有多少褪色，上面有主婚人、证婚人的签名和按的手印。袁馆长开玩笑地说：“当时，这种契书，比现在民政局发的证还管用。出了问题，是要受族规家法惩处的。”

展柜上，还有一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扫盲结业证书”，上面有区长和扫盲校长的签名和盖章。这使我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这使数亿人脱离了“睁眼瞎”的束缚，做了新时代的主人。袁馆长指着靠展柜立着的一块牌子：“读书识字太重要了。这块‘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的牌子，是今年四月份刚颁发下来的。”

刚浏览完文档资料厅时，袁馆长从用桌布遮着的长条桌下面，拖出一个纸箱，满箱的装订好的档案资料。我有些意外：“这不是相关部门的历史档案吗？怎么弄到的？”袁馆长说：“当年他们搬家的时候，当废品卖给收废纸的了，被我知道情况后，抢救出来了。”

在生活资料厅里，什么盆盆罐罐、升斗容器、钟表灯具、缝纫编织、老旧家具，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里没有的。”袁馆长指着一个卖烧肉的木制盒子说：“许多旧物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比如说这个盒子，是过去专门卖烧肉的用的，它的盖子取下来，可当做切割烧肉的案板用，盖上去就是盖子。盒子的一头有个隔开的小空间，是放钱用的，谁买了烧肉，自己把钱放进去，不用卖肉的再用油腻的手去数钱。”

展厅里有台风箱，就是过去农村里使的叫“风掀”的那个东西，里面有个用鸡毛缠绕的可推拉的物件。袁馆长说：“这个风箱，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是做饭时烧火吹风用的。有的小朋友来参观，总是问鸡毛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部件，诸城这边叫‘毛头板’，它的设计很科学，起“活塞”的作用，无论推还是拉，都能鼓风。只是许多人不知道，它的出风口处，还有个木制的一开一闭的活动页片,俗称‘舌头’。”

在生产资料展厅里，过去生产队里和家庭中使用的农具，什么“杈耙扫帚扬场锨”，一应俱全，在生产资料厅的最里边，有个模拟的民居。里面，用当年的旧报纸糊墙，搭着北方典型的土炕，窗户用白纸封着，窗户的下端，是个可以向上卷起的小窗口，窗户的边缘贴着漂亮的窗花。袁馆长说：“这个，原先没有，是去年新增设的，这种布局，也是民俗的一部分。”

我想，这可能只是利用了这块空间罢了，它应该不属于生产资料的范畴。

走出民俗馆的主馆，在大院的对面，有一个专题的音像厅，叫“百年音像厅”。这是近年新布展的，展出的是老旧的照相器材，电影放映器材和音响器材。

在一件一件的照相器材前，袁馆长给我讲起了诸城照相的历史：“诸城年就有了私人照相的。新中国成立后，将几家私营照相馆，公私合营，成立了诸城县照相馆。自从有了数码相机后，摄影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智能手机照相功能的出现，现在又进入了全民摄影的年代。”

在展厅里，有口大钟挂在展架的上方，这个物件，消失也就才四、五十年。过去，生产队里天天都要用到。袁馆长说：“这种大钟，过去一般是挂在村中心的大树上。有人使用这东西，还琢磨出了一些道道，比如，一下一下地敲，是开大队干部会，两下一停顿地敲，是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无规则地长时间敲，是开全体社员大会。”我不由得赞叹：民间的智慧真多！

在放映器材展区，摆放着若干台老旧的放映机。袁馆长说：“诸城首次放电影是年，那时是宣传防空防毒和急救知识，无声电影。建国后，从组建电影放映队，到年改建为电影公司，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里摆的放映机，有几台还可以用。”说完，袁馆长便操作起来，随着机器的转动，对面墙上的幕布上，出现了电影的画面，还传出了人物对话的声音。

可能与音响有关系吧，音像厅里还展示了嫁妆的变迁。有七、八十年代的柜子、箱子，称“一摞到顶”；有八十年代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后来的什么“三转一响、“三金一木”、“六十四条腿”。袁馆长开玩笑地说：“现在是‘一动一不动’（汽车，楼房），就不用展示了。”

参观结束时，袁馆长领着我，从室外的一处木制楼梯，登上院内最南边的一座建筑的二楼，这里，有他的一间修复室和一间办公室。修复室里，桌上摆放着一些从老物件上拆下来的零件，几件维修工具。袁馆长说：“有两个方面，一是修旧如旧；二是有的修复后还能使用，便于人们参观时，看得更直观，更有效果。”在他的办公室里，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有一块移动硬盘，还有些打印好的资料。袁馆长告诉我：“文字资料和照片，我都存在硬盘里了，管理上尽量使用现代技术和手段。”

最后，袁馆长又带我来到他的企业的生产车间，说：“我这是个小企业，一共就十多个干活的。”然后，他手往上面的顶棚一指：“你看，这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展品，老旧器械、书籍，没处摆放了，暂时堆在这里。”

诸城文化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袁增海办民俗博物馆，给予了充分肯定：“居舜地重民俗博物怡人，沐遗风担道义以文化教。”

在回程的路上，我想，藏品丰富是这家民俗博物馆的最大特点，但不足的是，硬件建设明显跟不上收藏的需要。登记造册、分门别类地整理这海量的展品，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不是袁增海一个人能办到的。如果建一座专门的高档展馆，专业化地布展这些藏品，那在山东、乃至全国，将是首屈一指的民俗博物馆。（.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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