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桂林日报

　　　　　　　　　　　　　　　　　　　　　　　　　　　　　　　　　　　　 　　对于“80”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恐怕不知“三转一响”为何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组原始版的、当时象征着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份地位的“三转一响”，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这“三转”称作单车、手表、缝纫机，“一响”则为收音机。 　　你别小瞧这四件东西，在当时来说可件件都是宝物。谁要是手腕上戴着一块表（不管是什么牌子的表），骑上一辆单车（无论是什么牌子的单车），那人的身份、身价，连同他本人的自我感觉，都会陡然地不同起来。如果他手上戴着的是一块上海牌的表，骑着的是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或永久牌单车，那就更让人羡慕得不得了，其神情丝毫不亚于今人开着一辆敞篷的跑车，拿着镶钻的iphone。在农村来说，如果谁家有这四件东西，那可称得上是当时的小康之家了。那时候，姑娘们相对象找婆家，家庭条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算男方不是什么高白帅，但家里只要有如此宝物，那就根本不愁娶不到如意媳妇。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时尚和追求，当时最高的生活时尚和追求就是希望拥有“三转一响”。可不，有的人家，为了买一块普通的手表，全家人省吃俭用，衣服补丁叠补丁；为了买一辆单车，一家老小用豆腐乳送白稀饭，这样的苦日子要历经一长段时间。假如还要添上缝纫机和收音机，那就得勒紧好几年的裤腰带。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时，尽管还不怎么懂事，但受时尚风潮的影响，心中竟然也做起了戴手表的梦。为圆“表梦”，我用圆珠笔在左手腕上画了一只手表，还不时捞起袖子煞有介事地看一看——这虽然是“画饼充饥”，但也充满着快乐和满足。八十年代初，为了让我更好把握学习时间，备战高考，父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帮我弄来一款二手北京表。此表虽旧得有些发黄，但报时还比较准，镶嵌在表框里的天安门及华表造型仍清晰可辨，据说新表只比名噪一时的上海表便宜十块钱。 　　有手表的感觉真是不一样，诸如走路的动作都带一点夸张，在寒意未消的三四月天也把手腕露在外面，好像戴表就是专门用来在别人面前显摆似的。更可笑的是，别人问我戴的是什么牌子的表，我一概答曰“首都牌”，而不说“北京牌”，似乎这样就会更让人羡慕，而自己就更觉得满足。 　　也是八十年代初期，为了学习英语，我想要一台收录机（收音机的升级版）。那时才刚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还比较穷，买台收录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幸亏姨妈家的生活还比较宽裕，姨妈夫妇为人也大方，当他们得知我的渴求后，二话不说就花多元帮我买来了一台崭新的收录机。这个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许多人家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收录机刚送来那会，机身是用红绸布包裹着的，我们感觉那惊喜劲，就像家里刚娶了个尚未掀开红盖头的新媳妇进家。此后的时光，我每每开机学英语，都格外小心地先将红布揭开，轻轻按下播放键，用罢之后又将红布重新包好，放回安全处。 　　那时，整个社会都喜欢听红歌，一听到有关“毛主席的歌”，浑身就热血沸腾。周末在家学习之余，我把红歌磁带放进收录机，然后故意将音量调大，于是那亲切优美的旋律迅速穿透全村，引来不少村民到我家听歌观机（当时村里只有一台收录机）。一些村民感到新奇，禁不住伸手就去摸机子，我见状急忙制止：“对不起，不能乱摸的，这东西太金贵了！”言语之中，我满是骄傲和自豪。 　　几年之后，我吃上了“皇粮”，先是东拼西凑买了一辆价格不高的杂牌单车，以供下乡工作之需，后是从同学那开“后门”弄来一张票，在灵川县五金公司驻桂林批发站（简称“三级站”），买到一辆大包链“凤凰牌”单车，至此才实现了坐名牌单车的夙愿。骑着凤凰单车，那气派甭说有多足了——凡是遇到熟人，尤其是年轻姑娘，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有意按响铃铛，引其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了。此时虽然已是九十年代初，但岳父岳母仍沿袭着过去传统的婚姻习俗。举行婚礼那天，两老为我们小两口送来一份女方“陪嫁礼”——“蝴蝶牌”缝纫机，说是希望我们勤俭持家，衣服能自己缝补的就缝补。说实在的，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台缝纫机尽管我们一直未用上，但几经搬家，亦不舍丢弃，至今仍原封不动存放在家里。 　　时间煮雨，岁月缝花。无论岁月怎么变化，而记忆里的“三转一响”，依然是“缝”在我人生深处值得回味的一朵鲜花。正如那首歌所唱的：“人生中最美的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