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型白癜风公益援助 http://nb.ifeng.com/a/20180427/6536099_0.shtml
艺人方供图与冯小刚合作《我不是潘金莲》让大鹏的表演受益匪浅。而《煎饼侠》与《缝纫机乐队》的续集现在还没确定。两次采访大鹏，间隔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贵州拍摄新片《第八个嫌疑人》，剃光了头发，从原本斤的体重增肥到斤又减到斤。记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向他讨要减肥攻略，大鹏苦笑：“我只能说，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这不好，再让我做一次我肯定做不到。”年大鹏从东北来到北京，做过歌手、主持人、演员、导演、监制，有了“十亿导演”的头衔。《铤而走险》是喜剧演员出身的大鹏第一次出演犯罪题材，他用“非常感激，非常了不起”来形容敢于向他邀约的主创团队，因为他们给了大鹏更多的可能和机会。在采访中，大鹏还谈到由于市场低迷，以前都怕提自己的新项目，担心创意被抄走。但是现在大家会更敞开地面对，“我们有一个小团体，韩延、苏伦、郭帆、肖央、陈思诚，经常彼此分享自己的计划，互相提意见，由领头的人去执行，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铤而走险》我的戏份基本就是挨打为了在非喜剧题材中不让观众出戏，创作团队首先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拿掉了大鹏标志性的框架眼镜，把头发弄得特别短，突出抬头纹和法令纹。大鹏减轻了体重，时刻保持稍微含胸又干练的状态。表演方法上，非科班出身的大鹏给自己找了一套方法：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饰演一个反派，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立体的、复杂的人。在电影中一开始把他的缺点放大，在结尾才能有改变和救赎。新京报：据说你刚开拍时就受伤了，追逐的戏份怎样完成的？大鹏：我们的拍摄地在重庆，重庆非常神奇，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经常以为自己在平地，推开一扇门发现自己在悬崖上，下面还有十几层。所以很多戏份的设计都是高高低低地追逐而不是平地跑步。那段时间下雨地面很滑，第一天拍摄跑上跑下就伤到了腿。只好停下来拍文戏。一个月之后必须要拍那场戏了，但腿还没好，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我是捂着腿咬牙咧嘴地跑，那不是演技而是真的疼。新京报：据说欧豪每次拍摄打戏前后都给你发信息道歉。大鹏：其实我的戏份不是跟欧豪对打，而是被欧豪打。拍摄前我会对他说：“千万别不好意思，你下手狠一点这一条就过了，不然对我们都是折磨。”有一场戏是欧豪拿着一沓两万块钱打到我脸上，本来剧本里没有这段，但我俩商量着觉得该加上，一连拍了十几条，一次比一次扇得狠，一直都过不了。最后我说没关系的，我们真实地来一遍，然后欧豪就铆足劲儿抽了一下，扎扎实实地打到我脸上，当时我耳朵就听不到了，接着是高频率的持久的耳鸣，半边脸都肿了。但是出来的效果我们还都挺满意的。新京报：在江中滩涂落水后打斗的戏份，是如何设计的？大鹏：那场戏拍了四天，因为前一场戏是我落水，我要全身都是湿透地拍，每天换好了衣服大家就往我身上浇水。那时是重庆的11月，特别冷，江边风又大，拍完一条就裹上棉衣发抖，再拍，继续浇水。那样拍了四天。拍的时候挺难熬的，感觉永远都看不到太阳了一样。但过去了回头看，就可以很轻松地当笑话说了。我们希望做到处处都有设计，但处处都没痕迹。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一把枪的位置，都是动作组一遍又一遍演练的结果。我没跟韩国武术团队合作过，之前跟中国武术团队合作，有些被打的特写会先沟通再做反应。但这次拍摄，韩国武指是真的踹我，语言又不通，我当时特别意外，被踹到愣住，大喊说什么情况。才知道韩国团队真的是实打实的，哪怕只是个局部的特写。新京报：据说与甘剑宇的合作只用两天就确定了，与新人导演合作会不会有一种“资深感”？大鹏：阿甘（甘剑宇）是一个极端努力且有天赋的导演。去年我接触过两个新人导演，一个是阿甘一个是申奥（大鹏主演的电影《受益人》导演），他们都非常年轻，等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也非常难得。拍《煎饼侠》的时其实我也才33岁，知道他们的艰难。我很怕那种资深感，怕给不到比较客观的评价和建议。创作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铤而走险》首映期间，大鹏和导演阿甘悄悄地坐在一对情侣旁边，边听着他们的评论边看完自己的电影。“潜伏”在影院听观众真实的评论，是大鹏从第一部作品以来就坚持的习惯。与很多“背对观众”的创作者不同，大鹏喜欢与观众交流，因为“真实的互动最难能可贵。”对于能否接受负面的评价，大鹏回想起自己以前作为网站记者的时候，那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烂片的主创在宣传电影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演烂片吗？怎么去说服自己一定会夸这部片子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就是在骗人，内心特别强大，另一种就是真的不知道这片子烂，如果真的不知道也就罢了，这是能力的问题。”新京报：在首映和点映中，观众对于片中哪些情节的反馈让你比较意外？大鹏：电影永远产生意外，做喜剧的时候很多我们觉得是笑点的地方，在电影院里都没有反应；一些我们完全忽略的地方，观众会哈哈大笑。我和导演反复讨论过一场戏，就是曹炳琨在包厢去见李梦，掉地上了一个电击棒的那场戏，我跟导演在剪辑阶段反复讨论这场戏的尺度在哪儿，很艰难做取舍，觉得掉落是为了铺陈后面的戏份，但观众会不会觉得刻意。现场我看到大家在看到这段时候的兴奋，才终于放下心来。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是加了滤镜的，30人的大合影，你第一眼看就能看到自己。观众是唯一的标准，创作者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最美妙的是创作者能够保持关心的心态去看待自己，与观众共振。我自己导演的电影、参演的电影，我都喜欢隐藏在观众席去看观众的反应，真实的互动是最难能可贵的。职业“不好笑”的喜剧演员当主持人一次参加活动，大鹏在后台准备上场，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要怎么走，工作人员盯着大鹏愣了两秒钟，说：“你是大鹏老师？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逗？你不是应该特逗吗？”说完自己先笑了。也是在那次活动上，大鹏一上台就主动承担起了主持和暖场的工作，代表主持人向其他演员提问，跟观众互动活跃气氛，整个活动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很多与大鹏接触过的媒体都会提到一个词：配合。上海电影节期间，有两部作品宣传的大鹏日程排得满满的，有媒体在电梯里遇到大鹏，拉着他聊几句，他依然声音洪亮逻辑清晰，一直从电梯讲到坐上车为止。新京报：看了几场发布会，你会不自觉地担起主持和暖场的工作，只要你在场，观众就会变得很放松，这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责任吗？大鹏：日常生活中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对我的期待是那样的，给我递个话筒他就会乐。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我看过很多人演喜剧，它在我心目中像理科生对待化学公式一样精准，稍微加点东西就不是笑而是尴尬了，如果我能让大家看到我就笑，已经比很多演员都幸运了。至于主持和暖场，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你的期待。你把它当做工作的话，就要敬业地对待这个事情。这是我能够接受的。只是比较遗憾能力有限，有时候做不到那么活跃，都是“勉强”活跃。新京报：你自己也是媒体出身，采访过上千个明星。从记者、主持人到做艺人，心态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大鹏：我当年为了能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有一次一个歌手参加我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在直播里面唱一下他的成名曲，那名艺人当时就不高兴了，说我来一个网站聊天为什么要唱歌，直接就离开了。那时候跟艺人合作还不需要提前沟通，也不会在采访之前对流程。当时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被一个巨星严肃地拒绝，非常尴尬。那件事萦绕在我心头很多年。但我现在跟你讲件事的时候才发现，我是多么地理解他，就像现在你让我表演个喜剧段子一样，我也会生气。那时候我希望每个被采访者都能在我的节目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的要求是多么无理，他拒绝我正是因为对自己专业的尊重。这是在之前的媒体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喜剧讽刺在当下语境中有很多限定年大鹏自编自导自演了情景喜剧进入观众视线，年电影《煎饼侠》获11亿票房。他塑造的小人物总有英雄梦，充满了励志、情怀与嘲讽。虽然饰演小人物起家，但大鹏还是觉得小人物不是喜剧的必需，“大人物效果产生的机制来自于讽刺，而讽刺在我们时下的语境当中有很多限定，你很难讽刺一个权力人物或者敏感话题，所以只能用小人物的自嘲来消解这些事情。”新京报：几乎所有的大牌演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谈到了想出演喜剧，包括巩俐、章子怡等等，导演身份的大鹏，会抓住机会跟他们合作吗？大鹏：实在点说，目前我这个级别的导演能拿到的投资是请不起那样级别的演员的，每个位置上的人都有应有的价值。我没办法拿到那么多的投资以对得起他们的付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适合，如果这个角色无比适合某个人，我不惜一切代价都会争取，也许是去说服投资人，也许是去打造一个从来没演过戏的人。我遇到很多成功的电影人都是通过喜剧这样的低门槛被大家了解到，包括我本人。但却在进入到这个行业，被观众认知之后，迫切地想要抛掉这个标签，因为喜剧意味着低质感和有一定风险的粗糙。但是在其他类型上尝试突破发现不成功之后，回来再去找喜剧，它依然在拥抱你等待你。我合作过两次的编剧苏彪有一天突然在朋友圈感慨，说喜剧就像善良的前男友一样，你抛下他，他还是在等待着你，愿意帮助你，而你还是可以随时抛弃他。演喜剧没有什么可耻的，能让大家笑是很幸福的事情，只是希望现在喜剧能够更争气一点，再出几部优质喜剧让大家更有信心，也希望公众对于喜剧和喜剧本身在评价系统上给予更多的尊重。看上去大家是降低身份逗你笑，与你的距离感更近，但其实不是这样。新京报：你觉得“小人物”这个人设在喜剧中是必须要有的吗？会抛开主演“小人物”这个标签吗？大鹏：喜剧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前几年也许喜剧在电影市场是非常受欢迎的，也能够获得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zp/7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