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张红霞
世界上第一台缝纫机是年由一名来自英国的木工托马斯山特发明的，他成功研制了一架手摇式缝纫机，同之后的缝纫机相比，这台机器较为简单，只能完成打洞、穿线等一些简单的动作。
年美国机械工人胜家兄弟制造了一台金属制成的脚踏式缝纫机，并配置了木制的机架，缝纫速度为每分钟针，逐步占领了缝纫机市场。
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第一台缝纫机。年，由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生产出了第一台44－13型工业用缝纫机。同年，上海生美缝纫机厂也生产出第一台家用缝纫机……
年，我出生在山西省绛县大交公社东贺水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那时农村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家里不缺粮，基本上能吃饱饭就是不错的家庭了。至于平常想吃到猪肉、羊肉什么的，那是想都别想。当时物资极度馈乏，市场上基本就是没肉可卖，偶然有肉可卖时，买肉的人都能把肉案子给挤翻了，这真不是瞎说。有的家庭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过年时才舍得买点肉做饺子馅，并且馅中80%是萝卜或白菜丝，也有的家里包的就是素馅饺子。偶然有肉可吃时，那大概率是生产队的牲口——牛或马、驴出了意外，各家能分点肉解解馋，但也不是白吃，年末分红时这个钱是要被扣回的。那些年因为我爸是教师，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家里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农户来说还是较好的。
六十年代的农村，家庭生活的标配是“三大件”：小平车（俗称拉拉车）、自行车、缝纫机。如果家里有这三大件，在村里就属于让人羡慕的家庭。
当时这三大件我家都有，不过缝纫机是最后买下的。
下面就说说我家“上海牌”缝纫机的故事……
提起缝纫机，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不陌生。那个年代的农村，它确实是一件奢侈品。当时物资十分紧缺，就是有钱也难以买到东西，因为市场上根本就没货。尤其是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大件，一个公社每年也就给批两台。我舅舅当时在大交供销社工作，托了人情后等了三年，才买到一台宝贵的缝纫机。
我记得很清楚，年农历三月十八，我妈梦寐以求的“上海牌”缝纫机终于到货了。货刚一送到家，我爸就急不可待地拆开包装箱，找到说明书，在院子里边看边安装，兴奋得连中午饭都没顾上吃。等安装好后，全家人小心翼翼地把它抬到了我家的窗台下面。缝纫机的机头是黑色的，上面有两个烫金的大字：上海。机盘是金黄色木板，最下面踏板上也有“上海”二字……缝纫机摆在家里后，立即让人有了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我妈心灵手巧，原本就会剪裁衣服。缝纫机启用后，我家立即变成了村里第六生产队的制衣室。说起来让人闹心，我妈买缝纫机的初衷原本是想减轻自己做针线活的负担，以腾出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养家，没想到这样一来反倒加重了她的负担，不但得抽空给邻里剪裁衣服，有的还得给负责做好，既搭功夫又搭线（那时线还不怎么好买）。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虽然累了些，但也因此在乡亲们中赚下了一个好名声。
有了这台缝纫机后，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了明显的起色。那是年6月，全公社搞棉花“五分”，即给棉花分等级，需要大量的大布袋子，叫作“五分袋”。为此，棉花站买进大批棉布准备做袋子，做一个袋子定价付给当事人4毛5分钱。在那个年代，这种“好事”也只有站里内部家属才有机会得到。棉花站的做法是，给内部相关人员先分一匹布，做好的袋子经过验收合格后，可以再领第二匹布继续做。当时，我舅妈以她的名义领了第一批布送到我家，我妈立即就开始做袋子，那年仅此一项就赚了元，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因为那台缝纫机是元买的，这就等于已经把机器的成本赚回来了，以后再做的活就都是纯利润了。为此，我妈还特意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到大交镇上美餐庆祝了一下：喝羊汤、吃火烧，管饱。姐弟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吃得是肠满肚圆，都有点“乐不思蜀”了……从那年起，我舅舅每年都能给我家拿到这个赚钱的差事，家里的生活从此开始走上坡路，这都是“上海牌“缝纫机的功劳！
从年开始，我家的缝纫机每加工一个五分袋就能顶一个全男劳力的收入。那几年生产队的一个劳动日最高分6毛8分钱，少的时侯才分2毛8分钱，平均起来就是一个劳动日才值4毛8分钱。
那些年，这台缝纫机就成了我妈的宝贝，她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经常把它擦得铮明瓦亮，一尘不染，看着就让人舒服。但自从妈妈生了小弟弟后，由于一连几年不能下地干活，为此我家欠下了生产队的一大笔粮食款。当时大队干部决定：凡欠粮食款的户，如果给不了钱，必须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卖掉还款。当队长到家交涉让我妈卖掉“三大件”还欠款时，我妈根本没跟他啰嗦，直接找到大队支部书记就是一通道理：我家自行车不能卖，因为孩子爸爸要在外村学校教书，上、下班离不开车子，有车子的话他星期天还能早点回来，第二天还能挣一天工分；拉拉车也不能卖，我家在生产队干活时离不开它；缝纫机更不能卖，你们打听打听我队里的社员，我家这台缝纫机帮她们做了多少年的活？要过一分钱的报酬没有？为她们争取到了多少下地干活的时间？我妈的一席话字字是实，句句在理，说得村支书直顾上点头，一句别的话都说不出来。但不管怎么说，我父母还是通情达理的，吃饭掏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后来，我们就把院子里的五棵已经快成材的榆树卖掉，一次还清了队里的欠款。
我是年结婚嫁到本公社范璧村的。当时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缝缝补补活还是不少，这台缝纫机就只能陪妈妈在家里继续工作。年3月，我在范璧村当民办教师时，有一天上完课走出教室，一眼看见我爸、妈站在办公室门外在等我。当我陪着他们走到大门口时却发现，我们家的那台“上海牌”缝纫机被擦得亮堂堂地摆在那儿，就像新的一样。妈妈告诉我说：“咱这台机子是正儿把经的上海货，皮实得很，不爱出毛病，比新的都好使，现在把它送给你用吧。”就这样，妈妈把她心爱的宝贝——使用了20年的“上海牌”缝纫机送给了我，到现在它为我已经服务35年了，总寿命算起来它已经55岁了！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几十年的光景一转眼就过去了。“上海牌”缝纫机这个曾经很吃香的品牌，现已没有当年的热度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缝纫机随之“下岗“，这是社会的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用上了钉书机大小的缝纫机，可是我知道，我家这台缝纫机虽然又老又旧，但它已不再是一部简单的做衣服的机器了，它身上带着时代的烙印，镶嵌着岁月的痕迹，展现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有着高于自身功能、甚至高于金钱的价值，完全称得上是一件收藏品。当然，最主要的还因为它已经被沁入了亲情的内涵……
提起我家缝纫机，里面还藏有一段“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那是年国家“三线”建设上马期间，在晋南中条山沿线修建大型兵工厂，并调动了许多解放军战士前来参建。
当时，战士们都是分散驻扎在附近的农户家里，我们村驻扎了两个连。那时，我家6口人住三间老东房，两小间北房放些农具和杂物。我妈积极报名，把三间东房腾出给解放军战士住，当天来了6位战士，两个土炕各住3人，他们每天天不亮就上早操，而后去工地参加劳动……因为全家6口人住在两间小房里实在太挤了，所以不得不把缝纫机仍然放在战士们所住的东房里，趁战士们上工时，我妈才去做衣服，她还给他们每人做过一双鞋垫。战士们对我们也很好，他们改善生活时，班长总要用桶多打些饭菜回来让我们姐弟吃，关系亲得真和一家人一样。不知道为何，这几个战士对我家缝纫机特别感兴趣，并主动向我妈学习简单的缝纫机使用技术。后来，我妈用破布做成硬布片，土话叫“gébēi”，给他们每人剪了两双鞋垫样子，让他们自己在缝纫机上练习做。短短几天，他们6个人都学会了使用缝纫机。我爸还对谢班长说:“好啊，这样等你们回去娶了媳妇，就可以骄傲地对媳妇说，我在山西学会了使用缝纫机！”
过了大概半年多，解放军战士全撤走了。有一天，我妈使用缝纫机做活时，发现小抽屉有一个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12块钱，纸上写着：
亲爱的大嫂，当您看到这个包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包里12块钱是您给我们做鞋垫的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的纪律，请一定收下。特别要说的是：十分感谢您教会了我们如何使用缝纫机！
敬礼
班长：谢福贵
后记:
作为一段时期，或者说是一段记忆的代表，缝纫机这种家用机器，已经不仅仅代表它当年的价值和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它已经失去了自己曾经的价值，却被时间赋予了更高的时代意义，以及很高的收藏价值。
缝纫机对我国的社会发展起到过重大的作用，伴随着我们一家走过一段艰难的历史，它不仅见证了我们家的生活变迁，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作为见证历史的物件，它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红霞，山西省绛县大交镇临浍村人，年12月出生，年7月毕业于太原市娄烦中学，年3月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年3月退休。
来源：三只眼传媒
编辑：卢开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