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城生活群
拼车、聊天、招聘、转让加入群聊听家里的老辈人说，我家原来是在白沙附近的乡下，年左右，才从乡坝头举家搬到街上来寻找新生计，前后在东海坨、石碗架附近居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为我公公去了长航局朝天门码头工作，父辈们也随之到了重庆。
我家离开故土后，留在白沙街上最亲近的人就是我舅公一家了。舅公叫姚志高，土生土长的白沙人，但年轻时就去了外面闯荡，也不知道他那时在外做了些什么。老辈人讲，“他在屋头呆不住，背着家人就出去了。”我公公说，“有一年在重庆小龙坎找到过他，穿得很洋盘，还时髦的骑了个洋马儿（自行车）。”直到临近白沙解放时，他才终于又回到了白沙，但还会时不时的玩一把他的“洋马儿”，找个空坝坝炫炫车技。我第一次见到姚志高舅公，大概是在年的年中，那时成都的“文革”运动已经开始“武斗”了，我公公带着我们几小娃儿，就回到了白沙老家躲“武斗”。儿时印象中，舅公的样貌与老电影演员方化的脸形实在很相像。他在家里，话也不多，表情也不多，感觉他不是太喜欢娃娃些在他跟前“千翻”。舅公的眼窝有点深，眼光有点“凶”，这个形象是很定格的，所以，娃娃些都有点怕他。有点“凶”的舅公每天都起得很早，天没亮，就拿着舅婆递给他的大磄磁缸，下街喝早茶去了。我见到过白沙街上喝早茶的场景，一大堆老头挤坐在长条板凳上，叭一口叶子烟，喝一口茶缸里浓酽的沱茶。舅公家住在石坝街百家园子，沿着石坝街向上走一段，再往右拐进一条更小的石径，就能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门洞，里面是一座以木制结构为主体的两层四合院。这是一处典型的古镇老式民居，据说以前是某官僚有钱人的私宅，解放后作为公管房分配给了10余户镇上的普通居民。舅公家在底楼正对门洞的左厢房住了一间，另住了二楼一间木地板房。二楼那间房的窗外景物太绝了！由远及近：成渝铁路滩盘火车站、波涛滚滚的万里长江、长江里摆渡江南江北的“火轮划子”、轮渡靠岸的朝天嘴码头及眼皮下的文峰街、中兴街尽数同框，层次分明。
喝了早茶，又回家吃了早饭的舅公该去上班了，他上班的地方是在十字路下面、粮站对门的缝纫社，那应该是白沙镇办的一家街道集体所有制单位。看到舅公带匹围腰，架上一副老光镜，脖颈上搭根皮软尺，一手剪刀，一手划粉……看他的神形十分严谨，手上的功夫也很利落，才知道他老人家是缝纫社的老裁缝。缝纫社的门面不宽，舅公的裁剪案板就架在铺子门口；房子的进深很深，里面连排了一溜脚踏缝纫机。舅婆也在这里上班，负责锁扣眼。她坐在舅公旁边，不准娃娃们走拢裁剪工作台，“你舅公要拿尺片打人的哈”。很少有听家里人说到舅公的经历和往事，倒是在80年代初时，我母亲偶然说过，“要乘你舅公手脚还可以，请他老人家给你们几兄弟做一套手工西服。”我母亲曾于50年代初，在重庆和江津短暂唱过川戏，对那时的时尚有些了解。我母亲说，“你舅公讲，他年轻时在重庆跟上海师傅学的裁缝，那些“下江人”的西服做工、用料都很讲究的，比如做领、襟都必要用到马尾，把马尾毛一根一根地排好做底衬”。为做西服的事，我问过舅婆。舅婆这才讲，你舅公以前就是专门给人家做订制西服的，但是自从解放后进了缝纫社，就再没有给人做过西服了，做西服要遭批判，也没有人来做西服。从解放后直到退休，他裁剪的都是中山装、军便服、最多是做大衣。
如今回忆起来，家里人包括我的父辈们，好像都没有谁穿过舅公做的衣裳，过年的新衣也是舅婆或是罗坝乡下裁缝的手艺。猜想来，在舅公的裁缝生涯里，也许正是因为做西服有过不堪回首的往事；再或许，在他的眼里，我等孙子辈娃娃还不值得他亲自上手做衣。“文革、武斗”正酣时，舅公到了成都，但那一次是因为白沙街上也斗出了“派性”，与舅公相同“革命观点”的一群白沙老乡被赶跑，难民般地住进了“停课闹革命”的四川大学教室。因为是“逃难”，舅公来我家（成都）抱了两床新铺盖睡在川大教室里。过了一段时间，白沙平静了，舅公和白沙乡亲要回去了。送舅公时，准备拿回家的两床新铺盖，却成了两堆烂棉絮。我母亲说“大舅，您这老裁缝都不晓得缝两针吗？”舅公说，都落难了，还顾得上这些。舅公去世很多年了，在他去世前的更多好些年前他也就不做裁剪了。听我孃孃说，“你舅公、舅婆做衣裳，是做烦了的。”话虽如此，但还是特别遗憾没有能得到一件真正的手艺人作品，那至少是白沙镇上的顶级手工缝制西服，还时不时地怀念起那位有点“凶”的老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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