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故事-

那时候，我妈负责品牌推广，她几乎常年全国各地地跑。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我看过她很多光鲜亮丽的照片，可那最美年龄的她，一直是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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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江苏高邮，很多人知道它是因为汪曾祺笔下的咸鸭蛋，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也是全球最大的羽绒服生产基地，承包着全球近半的羽绒服制造。

老家发展得很不错，原本有着大片麦田的通湖路上大刀阔斧地开发了耗资几十个亿，占地百万平方米的商业区，几乎将吃喝玩乐购一网打尽。这处号称堪比南京新街口、扬州文昌阁的世贸商业区前面便是波司登大酒店，再远些还有恢弘的家具城。

我妈的服装厂离世贸商业区不远，我过去的时候，二姨在车间入口处打样板。他们的工作环境并不好，楼道上堆满了杂物，生产车间压抑拥堵，与不远处的商业区完全是两种模样。

服装厂的生产车间

他们厂是总公司旗下的一家服装制造厂，地方不大，人却不少，车间密密麻麻坐了三百多人。我妈是厂长，管理着这家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服装厂的一切事物，从技术科测算时长，到分配车工，再到督查每个人的工序，每一件事都得她过目。因此，年纪不大却忙出了一身的病。

在车间待了一会儿，我实在无聊，想走，我妈让我别回去，说姑外公请几个小辈吃饭，让我也过去。

我姑外公便是后面一切变化发展的最初带头人。

四十多年前，姑外公还是高邮一沟乡（现龙虬镇）仇家村（现开发区奥林村）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家子弟，家境清贫的他由于身材矮小无法参加田间劳动，便另辟蹊径，带着6尺布悄悄外出学裁缝。不过，手艺刚学到第8天的姑外公便被生产队发现了，并被勒令回去种地。

这一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宛如天意般，村里开始响应国家号召成立起了缝纫组，学过手艺的姑外公理所当然地成了缝纫组一员。

当时的缝纫组一共有三个人，姑外公负责裁剪，另外两人负责缝制。

姑外公便在白天干农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给乡亲们做衣服。

夏天的乡下，蚊蝇猖獗，姑外公就用裤子挡住脚面；煤油灯昏暗不聚光，他就用白纸做个灯罩。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干了很久，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姑外公的缝纫事业也愈发如火如荼。

年左右，也是我妈的大表姐出生的那一年，他们专门做起了天津大裤头和罩衫。天津大裤头是男人穿的，罩衫是女人穿的，这两种衣服都可以方便乡下人下地干农活，因此颇算得上是供不应求。

由于当时物质匮乏，村民们的需求旺盛，这个最初的三人小组很快发展成了有20多人的“仇家服装厂”，姑外公顺理成章地成了服装厂的头儿。

这最初的二十几个人不仅需要完成厂里的工作，还需要像苦力工人一样跑乡镇，将货物送到当地的供销合作社，然后由供销合作社负责统一售卖，卖多少，给多少件的钱。

当时条件艰苦，农村道路泥泞，员工们便分别推着自行车，用书包架绑着衣服，再逐一送到各个供销合作社去。为了不让衣服沾上泥土，他们更多的时候根本没法骑车，而是让车“骑”着他们。

就这样，姑外公一点一点地打下了最初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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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中山装在当地流行开来，其中最火的是一款全毛花大呢中山装。这款中山装在商场售价元，可算得上是价格不菲，可即便如此，每个结婚的小伙子都会咬咬牙买上一件，姑外公从中发现了商机。

他经过研究发现，这些全毛花大呢中山装可以用部分细棉代替羊毛，款式质量差不多，但成本会下降很多。他开始着手制作，最终使得这款平民版的全毛花大呢中山装问世。成本50元，售价元，如办理优惠券，可享受60元的“会员价格”。

当时的人们并不富裕，因此，这款平民版中山装一经推出便销售一空，当初的小厂子也彻底由小作坊做成了颇具规模的大公司。

后来，为了扩大经营，姑外公开始带着员工们跑业务。第一次出征，他们就拿到了一个十几万件的服装大单。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布匹面料要凭票供应，姑外公为了能够买到足够的布料便上海、扬州四处跑。因为有限制，一次不能买太多，姑外公只好这家店扯上20尺，那家店买个15尺。衣服做好了，还要再骑自行车或坐船运到很远的地方。

年，国企改革，国企老总下海经商，成立了高邮市服装厂。

为了扩大生产，姑外公想和高邮市服装厂联营。

国企老总准备来厂里考核，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姑外公带着工人，拿着铁锹，将进村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带头铲平。这一举动感动了老总，使得仇家服装厂成为了高邮市服装厂的分厂，完成了联营。

联营期间，仇家服装厂第一次接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这一切使得姑外公明白，想要做好服装制造，必须要有先进的机器。

三年联营结束，姑外公用盈利购买了60台缝纫机，把原来的脚踏式缝纫机全部替换了下来。与此同时，他还组建了营销队伍，到全国各地跑业务，接单子，推销商品。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仇家服装厂的产品从品种单一、品牌单一的生产加工格局到向品种多样化、品牌多元化转变，并从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接单生产，逐渐与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外客商合作，也就是所谓的“外贸”。

在这些跑业务、接单子的人中，有一个是他的亲侄女，也就是我妈。

那时候，我妈负责品牌推广，她几乎常年全国各地地跑。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我看过她很多光鲜亮丽的照片，可那最美年龄的她，一直是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的。

九十年代，我妈在用大头机做衣服

姑外公请在了老姨家的饭店，老姨家饭店离世贸广场不远，也在这块商业版图的辐射范围内，因此人气还可以。

我上了二楼包间，家中几个表弟表妹和阿姨姨夫都来了。

姑外公今年恰好七十，却依旧精神。他坐在主座，不怎么说话，看上去依旧带着上位者的威严和肃穆。

我向来怕他，朝他打了个招呼便落座了。

二姨夫是个热闹的人，一喝酒便兜不住嘴，给我们大讲特讲那些已然逝去的光辉岁月：“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高邮能有如今的模样，全靠你姑外公啊！”

二姨夫说，当年整个高邮的婆媳关系都相当糟糕，比如我家便是其中一例，原因之一是穷，之二是闲。婆媳两人天天大眼瞪小眼，家中又揭不开锅，除了互怼也确实别无其他的消遣活动了。

后来，服装厂发展起来了，闲着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便都进入了服装厂，成为了一名厂妹。服装厂工资一直很高，这些厂妹们便都成了家中的经济支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有钱了，婆媳关系自然改善。

那时候，“沙龙”不仅以一己之力为高邮众多普通人民解决了工作难题，还带动了当地人的创业热情。当地的服装厂从最初的四家，到最高峰期的六七百多家。它引进开发了包括波司登、雅鹿、永辉丙纶在内的60多家服装企业，承包着全省近70%的羽绒服制造，而江苏省的羽绒服总量又占着全球70%的份额。

这些过往岁月的风起云涌而今都已烟消云散成了酒席谈资，失落在了窗外世贸广场的霓虹灯里，姑外公听完亦是淡淡一笑，未作多言。

姑外公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喝酒，只能以茶代酒看着几个晚辈喝的脸红脖子粗地闹腾。他对大多数话题都不是太感兴趣，却在听到“波司登”这三个字时，微微产生了触动。

波司登集团便是世贸广场的大股东，高邮人对“波司登”最初的印象不是羽绒服，而是一场大雪。

那是年的年底，我国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雪灾，高邮城亦是一夜银装素裹，街道上的堆雪平均有三十多厘米深。

那一天，高邮全市的学校都放假了，哪怕我们这种课业紧张的高中部也通知暂停一天，可是，“沙龙”人却没闲着。

他们顶着暴风雪，推着雪地难行的车，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内抵达了常熟波司登总部。

他们的壮举感动了本以为他们肯定会迟到的高董，一举拿下了波司登的代加工业务，成为了他们旗下最大的制造厂，彻底摆脱了当初四处采购的被动局面，并放弃了外贸这种加工费低廉、风险巨大的业务。

后来，“沙龙”还和他们合资成立了“江苏波司登”集团。

这是沙龙至关重要的辉煌时刻，也为后来的故事写下转折。

“江苏波司登”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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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查了一些政策性新闻，偶然间翻到一条旧新闻，那是去年年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我竟然在里面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是何总，姑外公的亲外孙，也是现任江苏波司登的老总。他从当初的一名放鸭子少年一直跟着姑外公跑供销、跑单子，直至成为完成了世贸一块四个角、资金达35亿的商业王国的传奇人物。

可是，本来意气风发的他，在新闻里却有些憔悴。

他说，民营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的现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为了能够得到银行贷款，他的儿子、儿媳，甚至女儿、女婿都必须成为担保人。也就是说，一旦公司出现问题，他连申请破产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任由孙子、孙女，包括外孙、外孙女一并受到牵连。

作为解决全国大部分人员就业的主要公司类型，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们，本不该如此举步维艰。

他为了能够让资金流动起来，必须边缘化最稳打稳扎的服装制造业，然后被潮流大势裹挟着往前，而后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一味扩大经营，宛如刀刃舔血般在天堂和地狱间起舞。

看似一路风光无限，实则遍地刀光剑影。

合上电脑，我长长呼出一口气，想到了清明在家吃晚饭结束，我们一帮小辈在饭店门口闹腾，姑外公从饭店出来，一个人独自回去的背影。

没有豪车，没有掌声，没有夹道欢迎，那些曾经的鲜衣怒马系数淡去，变成了道路两边的灯影。

他朝我们挥挥手，顺着那条背离世贸商业圈的幽静小路，走回了家。

这个行业，在老一辈退幕的今天，已然开始了行将就木的使命，这一使命的终止会在何处，没有人知道。

-END-

作者

林潇，自由撰稿人。

图片

《小欢喜》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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