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服装品牌，当年你爱搭不理，现在你高攀不起？好像没有吧？因为大家的收入是螺旋上升的，上学时再土再抠，等工作有了钱，买衣服的品位和价格肯定是往上走的。而服装品牌，一般都是调性和价格向下的，君不见当年的真维斯、以纯、佐丹奴都沦为地摊货了，谁还能逆袭不成？还真有，你看看波司登。“登峰”系列羽绒服，售价元。确认过眼神，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价格。

因为服装的品牌和价格成型都是时间积累的产物，所以，波司登敢逆袭到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价格空间，一定有值得探究的深层原因。

不要小看服装工业，它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却最需要国运加持的产业。一件羽绒服的背后，是中国的现代工业和三代婴儿潮，在全球化洪流中的跌宕起伏、上下求索和宿命纠葛。

在一件羽绒服里，你能读懂中国。01我们在研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时，会发现他们基本都是50后，而且从事的大都是衣食住行的行业。比如生于年开元酒店的陈妙林，生于年农夫山泉的钟睒睒，同样生于54年万达集团的王健林，生于年恒瑞医药的孙飘扬，生于年海天味业的庞康。同样还有年，出生在苏州常熟康博村的高德康。究其现象后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因为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俱兴，从到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波婴儿潮，每年的出生人数平均高达万人。人口基数大，成才的自然就多。第二是因为我们薄弱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基础。教员当年说，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茶水茶壶，把麦子磨成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台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们只能从最简单的基础加工业做起。高德康就是在这种物质极其匮乏的大环境下，拉着11个农民和8台缝纫机成立了村里的缝纫机组。不得不说，50后企业家们的大局观和责任感是后无来者的，高德康在文革尚未完全结束的年就办这个事情，是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的，但解决村民们吃饱穿暖问题的朴素追求和担当意识，压倒了个人的安危荣辱，让那代企业家们能迎难而上。当年的高德康是幸运的，因常熟在长三角核心位置，缝纫机组能接到上海大工厂的订单，代价是他骑着自行车，喝着凉水，啃着干粮，以时速30公里的疯狂速度往返公里奔波拉货。真正改变了这个缝纫机组命运的是年的邓公南巡，东方风来满眼春，满地都是干事创业的激情氛围，当年11月，这个村办服装企业注册了品牌“波司登”。这就是那一代企业家的成长历程，洗脚上田、白手起家，在村办和乡镇企业的手工作坊中敲打出未来的世界强。在那个时期，类似波司登这样的村办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崛起，他们被称为“苏南模式”。02服装工业之所以考验国运，是因为他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阔的市场，而年富力强的高德康，在世纪之交紧紧地抓住了第二波人口红利。从到，中国的第二代婴儿潮喷涌而出，人口出生率高达3%，10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在《俞敏洪是条好汉，但终归输给了周期》我们讲过，俞老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90年代，60后正是30多岁的消费主力军，他们穿着喇叭裤，听着录音机，穿着溜冰鞋，逛着百货商场，和那些只贪图便宜，只需要解决有无问题的父辈们完全不同。他们要的是牌子、款式、质量，认同的是报纸、电视、广告。于是深受上海文化熏陶的高德康带着十几位裁缝设计了30多款产品，从颜色、面料、款式、版型、工艺上都力争“洋气”，完成了中国羽绒业第一次从“厚、重、肿”到“轻、薄、美”的升级，而且，他竟然还请了模特来拍摄广告和宣传片。这对当年还穿着军大衣和棉袄当御寒衣物的年轻人，绝对是降维打击。更而且，他竟然还请了广告公司和咨询机构来做营销策划。年的夏天，波司登带着全新的VIS体系和包装，玩出一把让竞争对手瞠目结舌的营销战略：反季清仓。在大热的夏天卖羽绒服，而且要商场拿出最好的位置和营业员来带货促销。这是一个把梳子卖给和尚的案例，它的后续手法还包括在央视、机场和飞机上打广告，在黄浦江畔的巨型霓虹灯上放品牌形象——年底，波司登成为羽绒服的行业销冠和代名词，成为战略和营销界的一代经典。就在波司登夺得销冠的那一年，比尔·克林顿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他连续地给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让这个古老的国度全面地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最先受惠的就是轻工纺织产品，波司登的产品在美国、俄罗斯等市场接连大卖，成为首个进入瑞士的服装品牌，2年，更是作为外交礼品赠与俄罗斯、芬兰等多国领导人。在进入国际市场和国内品牌战略的双重加持下，波司登的产线三班倒都跟不上订单，业绩连年高速增长，6年，实现年销售收入亿元，7年，成功在香港上市。到今天，波司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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